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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小说: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作者:阿来

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命名: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那时,很多的康巴男子汉,都会在长发辫中编入大量的红绸布条或红丝线,盘在头顶,英雄气十足。

¥¥¥调处失败,特派员遇兵变

时间进入了 1932年,藏军依然拒不后退,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情狡滑,若知国内近况,野心益肆,决无和解可能。”

刘文辉也致电中央政府:“藏情忽变强硬,琼让致唐委员函,谓:‘汉藏边界,应以泸定桥为限,让步亦当划至泰宁为限’。”

十年后,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拉萨多年,深谙西藏情形,他也发表过探讨大白之战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说,民国年间,藏军越过川藏传统边界,积极东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时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识。与今日不同者,那时是积极行动,现时则是用于国际宣传的主张。这是后话。只说那时唐柯三对调处前途深感绝望:“柯三脑疾甚剧,延医调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难负责,万恳照准回京就医。”不得回复,便干脆报告:“拟于删(15)日赴成都就医。”

15日到了,唐柯三并未起行,人还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变!还差点丢了性命。

他当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事变经过:

“阴。余自去岁由省来炉城,及此次入关,均下榻于将军桥佟家锅庄楼上。午后七时,马旅长、龙主席、程处长、陈委员、杨顾问诸君,同来余寓挽留,力劝暂缓入省。谈至九时,犹未散去。忽有马部下巡查队兵士一人,气势汹汹,登楼入室,大声向马报告,谓查街时被二十九团留守兵夺去手枪一支,特来请示办法。马命往报王参谋长,此兵竟不去。马又重言申明,讵该兵甫退出门外,忽闻楼下枪声大起。余犹认为二十九团兵士来此寻衅,与彼等冲突也。急往室外右侧暂避,马亦闻声离座,随余出室。斯时突有一兵奔至,开枪射击,其弹掠余面而过,热炙肌肤,药气刺鼻。在此间不容发之际,余急倒卧于地,继又飞一弹来,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弹击马倒地。闻变兵大呼打了打了,纷纷下楼,在院中放枪一排而去。余俟变兵去后,起而视马,见其卧地不动。时则枪声四起,余以楼上非安全地,急下楼,避往后门外。约经二三小时,四面枪声渐稀,登楼视马,已气绝矣。审视之,则一弹自腰入,并未透出。其护兵一名,亦被击毙楼梯下。变兵有来余寓者,约二十余人,戕马后,遂结伙抢劫旅部、造币厂、县署,并打劫监狱。中桥一带之小商店,亦抢掠数十家。幸在深夜,百姓无受伤者。变兵饱掠后,分向关外东、北两路逃窜。当即差人往请王参谋长前来商议,飞电刘主席请兵,并催王团长速速来炉以资震摄。至马旅长尸体,则差人抬往旅部。此次变乱,幸叛兵首领并无大志,腰缠既满,分途逃窜。如果盘踞炉城,则为祸更不堪设想。事后查悉所有马部下之工兵、机关枪二连及新兵护兵,约三百人全体哗变。其巡查队之捏报二十九团兵士夺枪,实欲借此事逛马回寓,击之于途中。嗣见马无去意,遂不得不在余处发难也。”

事后追究兵变起因,是马骕旅长长期克扣兵饷,导致所部士兵不满,加之时在农历新年间,士兵请饷不得,才有此暴力之举。马旅长也因此死于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刘赞廷报告:藏军方面在此时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发起新的进攻。

事不得已,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担负起维持局面稳定的责任。

18日,唐柯三日记载:“王团长到炉城,带来兵士无多。闻刘主席已电令驻邛之余如海旅长率兵星夜来炉震摄。”日记中还记一笔天气,“午后雪”,想必也是记自己萧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阴。余如海旅长率兵五连到炉城,夜间来寓晤谈。余君甚精干,足负川边责任。”

3月4日,调处无果的唐柯三终于启程离开康定,“晴。午前九时启行,各机关、法团、学校均送于叶园子。六十里至瓦斯沟宿,天气颇寒”。

12日到达名山县,13日从此处坐上汽车,一天到达成都。

唐并没有急于回南京复命,在成都走亲访友之余,还上峨眉山玩了一趟。也许是下了高原,也许没有大白事件再烦扰于心,此后日记也不见他说头痛病了。这样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这时距他前去甘孜已经“十有四月矣”。

这时蒙藏委员会已换了新领导叫石青阳。第二天,“谒石委员长,详陈办理甘案前后经过”。

“三十日,晴。谒行政院汪院长。适值开国务会议,汪公嘱余列席,报告甘案经过。因时间所限,仅作简明之陈述而已。”

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记》终篇,其不成功的调处使命也告完结。

而一年多的调处,唐柯三这位特使甚至连藏方谈判代表的面都没有见过。

调处一年多的唯一结果,那就是无论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刘文辉都意识到,中央与西藏关系,或者川藏关系,一味求和并不是解决之道,特别是国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实力,以枪炮说话。

¥¥¥还是靠实力说话

1932年 4月,刘文辉先是向中央报告:“藏军大部军力,集中甘瞻,有向我进攻情势。”“本年四月乘唐特派员柯三返京,交涉停顿之际,以重兵三路分扑我军。幸仗中央德威,官兵用命,敌未得逞,我军乘胜收复甘、瞻。”

收复瞻化的经过,未见于汉文档案材料,当时驻守瞻对的藏军德门代本的夫人的藏文回忆材料中却记述甚详。那时,藏军不仅是军官,就是士兵也常带着家眷在身边。所以,德门代本的夫人也就亲历了瞻对之战。这位当时藏军驻瞻化的最高指挥官的夫人在回忆材料中显示,很早前,德门代本就派手下军官化装到打箭炉侦察川康边防军的情况。不久,派出侦察的两人回来报告:“大部川军正往亚绒(瞻化)方向开进,战斗不可避免。”并派人去向驻昌都噶伦“请求增调援军及弹药、粮饷”。上面也答应“军火、军饷照供不误”,“事实上军饷远未如期运至”。

后来,“川军进抵噶塔、木里一带,并进行操练演习的情报接踵而至。斯时藏方军饷却仍未运到。而当地税收中酥油多粮食少,因此发饷时酥油居多,官兵叫唤用酥油很难换到粮食,代本、如本苦口相劝,方肯听从”。

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瞻对和藏军的基本状况。一、藏军一占领瞻化,就开始征税了。和过去的土司时代一样,这税收多半是实物——粮食与酥油。二、藏军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后勤,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军饷也常以在当地搜刮到的实物来充抵。但在瞻化却遇到了问题,油多粮少,而造成特别的困难。

“该年 3月 2日(藏历),亚绒七处守军就受到川军袭扰。代本、如本两人根据藏方兵员少,甚至无军饷的情况,商定出其不意的突击战术。遂在夜间袭击川军劲旅,结果双方均有伤亡。尽管不断向琼让及噶伦阿丕禀呈战况,然上下两总管听之任之,(瞻化藏军)竟成孤军作战。代本、如本每日召集营、连、排各级军官,商讨防守策略,但已处于捉襟见肘之困境,实无计可施。只得继续从当地征粮中磨些糌粑,搭上酥油,分发各阵地。

“几乎熬了一个月,突然一天巴库阵地遭袭,伤亡丁本一人、士兵十八人而失守。木里拉达阵地亦伤亡十三人而失守,其中伤员退避亚绒日囊兵营。尔时诸军官正在聚议,德门代本即对纳热如本说:‘你年纪大,且留于此地,负责禀报战况,调配剩余粮食。吾即去巴库、木里拉达,将决一死战!’并嘱笔者备齐干粮。当此言一出,纳热如本及其他如本、甲本倏忽起身,脱帽陈词道:‘代本先请稍安。亚绒群山环抱,道路狭窄,我方兵力仅七百人,几近粮尽弹绝。于今正可谓“能战是英雄,能逃是好汉”,在吾部尚未完全溃败之际,姑且撤至德格,与凯墨代本商议后再向噶伦禀明情由为好。’经过反复劝说,德门代本终于赞同,遂商榷如何撤退之事。”

商议的结果是,决定精选两百名熟悉路线地形的官兵开路,“伤病员、军人妻孥及军需驮畜等紧随其后,并由少许官兵护送。其余官兵三百名,代本、如本及随员则留在最后,以阻击追兵。如斯商定后,即差人传令所部撤出各自防区阵地,并拟于四月初开拔后撤”。

但藏军还没有实施这个撤退计划,川康边防军已****过来了。

“不虞藏历3月20日午后,汉军进占日囊宫东面山头,猝然向该宫连续扫射三次,弹丸如冰雹般落在屋顶上。东面山头与日囊宫相距仅三百余步。”这个地方,已经打过很多次仗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三百余步距离间却有一个天然屏障,水深流急的雅砻江。“德门代本当即下令烧毁通向河东的江上桥梁,尔后,藏军及其家属按既定方案,经日囊宫西侧撤出。”

那时,瞻化藏军最高指挥官德门代本的夫人云中卓玛还很年轻,她在回忆材料中说:“当时笔者年方二十,女儿仁曲刚满两岁。代本让我穿上白布男袍,又传人备马,尔后吩咐:‘占堆罗布须周到侍候夫人,保证安康。骑兵索朗好生照顾女儿仁曲及奶妈拉珍。知宾拉次负责押运大白纠纷案卷箱,配驮畜、坐骑各一匹,文书不得遗失’。”可见,这位代本还是临危不乱,颇有些从容不迫气度的。

“六匹骡马驮运六驮弹药箱,集中好伤病员及军人家属,于午茶时分趁敌军火力空隙,出日囊宫直奔西侧山角。

“午夜在行军途中,倏见后山腰熊熊大火,众伤员、妇孺顿时一片惊恐。随后赶来的押运弹药的马夫和士兵告知,乃是最后撤退时不慎失火所致,官兵无恙,人们始得放心。当晚不停地爬山,次日拂晓便到达山顶。警戒兵通知,在此歇息,带炊具者去烧茶。后续人员渐次赶到,原地小憩打尖,医士为伤病员简单护理。从4月1日起,每日起早贪黑,过无人区,翻山越岭,戎马倥偬,几经伤、病、生、亡、饥、渴等艰辛,于4月11日始抵大廓三岔口。斯时军中断炊,故决定停留三四日。此地距大金寺已不远,即派居本和士兵两人前往该寺索要糌粑、茶叶、酥油、食盐等,并寻觅琼让住处,向其禀报情况。亚绒失守后,琼让已经由甘孜迁居大金寺。

“藏历4月15日上午,大金寺及琼让遣人运抵糌粑六十驮、茶叶两箱、盐巴一袋、酥油四袋、肉牛八头。当运输驮畜从南山脚下经过时,军营顿时闻到了糌粑香味,所有官兵、妻孥及轻伤员,不禁雀跃欢呼。代本、如本两人亦喜形于色并言道:‘从今日起可免受饥饿之苦呵!’遂将部下分成八组,分发糌粑等食品。随后决定于次日下午开赴毗邻大金寺的绒坝岔。”

其实,藏军自身号令并不统一。德门代本手下一直和他并肩作战,共历患难的纳热如本,这时却违抗命令,率自己的部属径直回此时还远离前线的德格去了。剩下德门代本率领所部进驻绒坝岔,不久藏军凯墨代本也进驻绒坝岔。面对****处处得手的川康边防军,原来的和谈代表琼让成了前线总指挥,在大金寺召集德门、凯墨两位代本会议决定,集结所部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僧人,“再次向川军宣战”。

计划已定,德门和凯墨两位代本把一直随军的夫人送归拉萨。

藏历七月初,德门·云中卓玛夫人回到远离前线的拉萨。正遇见西藏地方政府在富家子弟中征集新兵,“此间仲扎玛噶正在招兵之中,因男丁入伍前均需剪去发辫,摘下耳环,所以妻孥哭成一团的惨况到处可见”。

这位代本夫人回到拉萨,我们就再也不能从藏文史料中找到对前线情况的详细记叙了。她只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吾辈离开……凯、琼、德三位代本曾在甘孜两次作战,皆因寡不敌众而败北。”

好在,接下来的战事却在刘文辉呈送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文中有较详尽的表述。之前,刘电文中谈****都很简略。只说某日收复瞻化,某日收复甘孜,到了此时,却忽然详尽起来:“我军乘胜收复甘、瞻。藏又派劲旅,调集民兵,集中于大白一带,以图****。”

“文辉鉴于藏情狡谲,正拟奋速进攻,摧其主力,不图敌于六月东(1)日乘我守兵交代之际,用悍兵五千以上猛攻大雪山顶。我一、二、三、四支队正纷纷崎岖辽阔阵线中,猝不及防,遂遭大挫。我既仓促失去阵地,敌复乘胜向我横扫,全线动摇,危且不去。幸赖我左翼队及总预备队飞奔增援,激战终日,死伤枕藉,始将雪山阵地完全恢复,转危为安。乃依按原计划施行总攻击。我三支队于冬(2)日晚由雪山绕攻,二支队由烧香台左翼仰攻,一、四两支队由觉罗寺进攻,与敌混战一日一夜。我一支队于支(4)日占领白利村,二、三、四队同时占领乍堆,向葛老隆推进。敌自白利失守,全部向大金退却,飞请增援。其在寺旁各要隘早已构筑险固工事,层层布防,严阵死守。我军自微(5)日起节节进逼,血战四日,卒不得下。我前线官兵竖发裂眦,争为先登,于佳(9)日拂晓咸誓为国牺牲,与敌作殊死战……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我前线官兵犹大呼军训,视死如归,前仆后继,毫无退缩,战区土人惊为西康战事之烈从未曾有。我军乃将凭恃藏援,怙恶造乱之大金寺一鼓攻下,并乘胜进占绒坝岔,敌人大部正向德格方面退却,临去将大金寺内之前子弹库、粮秣库纵火延烧,刻正在分别善后中。”

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战事不利,便通过驻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提出抗议:“壬申岁,汉方对于西藏外倡和好之说,实行欺罔之计,试观其无故集中军队、枪械开衅于合歌及瞻对地方……又大白两寺之事,经蒙藏委员会交由四川刘文辉办理后,既无一言商议,又复遽启兵端。凡此皆足为其欺罔手段之表见!”

大白之争,中间或战或和,也许还有什么是非曲直,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但如果说瞻化,说大白地方的得与失,有什么“欺罔”之处,藏方倒真是有些强词夺理了。

跟大白之争初起时,蒙藏委员会频频致电达赖喇嘛不得回复不同,这一回,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军不断收复失地之时,****方面开始频频致电蒙藏委员会,后来干脆直接致电蒋介石:“中央现对中藏问题究作如何办法?”

蒋介石这样回复西藏驻京办事处:“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中央决不愿用兵力以解决各项问题……惟迭接各方报告谓,西藏正倾师犯康,添购新械,****且将亲出指挥。所报如确,固未谅解中央对藏之好意,兵连祸接,亦徒苦川藏人民。请转电****,有何固见,尽可倾诚见告。但属合理要求,中央无不乐于容纳,万勿轻信他人挑拨语言,趋走极端,徒授帝国主义侵略之机会也。”

而在前线,战事继续展开,到1932年8月间,战事已近尾声了。刘文辉电“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长蒋、行政院长汪”:

“职部自七月佳(9)日收复大金寺、绒坝岔、玉隆各地……邓指挥骧等报称:藏番因大金寺之役主力被摧,赶调昌都一千余人、民兵三千余人以增援。以雀儿山东面之山根子为第一道防线,由民兵扼守。以雀儿山西面之柯鹿洞为第二道防线,由昌都新到之骑兵扼守。以德格为第三道防线,由大金退回之藏兵扼守,并于各地筑有坚固之工事。职等侦悉前情,决定敬(26)日分三路进攻。一、四两支队任右翼,出竹庆会攻柯鹿洞;二、三两支队任正面,先夺取山根子,再越雀儿山攻柯鹿洞;五支队任左翼,出赠科向德格抄击。自勘晨起,激战至勘晚,双方死伤枕藉,血肉横飞。我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藏敌不去,向德格方向狼狈退却,遂将山根子、雀儿山、柯鹿洞等地占领。

“查柯鹿洞距德格四十里,两山夹峙,巉崖急湍,中有桥梁十三道。藏番分部为营,阻桥为守,我军乘胜进逼,以大炮、迫击炮、机关枪猛烈轰击。该敌拼死顽强抗,无法进展。不得已,乃冒险攀山,绕道桥梁后方。同时出赠科之左翼军,亦已抄过德格后方,始将十三道桥梁完全占领,跟踪追击,于艳(29)日占领德格县城。藏敌溃渡金沙江,集中岗托。我军乘其半渡,用枪扫射,敌毙甚众,即日追占龚垭,一面派队进逼金沙江边,对岗托渡口严密布防。我军伤亡官兵千余人。”

藏军自德格败退后,全线动摇,又陆续退出邓柯、石渠、白玉等县,自此,民国七年来,因金沙江东类乌齐事件而起,被藏军占领的江东各县,被川康边防军全部收复。川藏两军形成隔金沙江对峙的局面。

这时,英国人出面敦促停战了。

恰逢刘文辉也后院起火,四川境内的20军军长刘湘联合28和29两军,准备对刘文辉开战。川康边防军也就放弃了乘胜渡江,收复民国七年战败前全部失地的打算。1932年10月,西藏方面还是那位琼让代本,与川康边防军邓骧、姜郁文两代表在金沙江西岸之岗托签订《汉藏停战条件》六条。

主要内容:

川藏双方军队各以金沙江中下游东岸和西岸为最前防线,不得逾越,同时各处前线,双方每处驻军不得超过两百人。

这条停战线,直到今天,还是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当年的岗托渡口上已经没有了牛皮船,江上一座水泥大桥。桥头西岸,至今还有几座坚固的岩石碉堡耸立半山坡上,那已是20世纪50年代藏军试图阻击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所建立的了。

六年前的一天,我开车从德格县城出来,在一个叫砻垭的地方停留半天。那个地方,有一座旧城堡的残迹,一道从谷中伸向山头的蜿蜒的旧城墙。文字史料上,对这座旧城没有只言片语记载,倒是当地百姓中有口碑传说。说此城是史诗《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王手下三十大将之首,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嘉察协噶镇守的城堡。史诗中的嘉察协噶是一个汉藏混血儿,赤胆忠心,有勇有谋,战死之后,还在战场上显灵为将士助战。站在高冈上的残墙边,我想,在比本书所书写的更遥远的格萨尔王的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远,心胸更开阔,如果今天还有像产生《格萨尔王》那样的英雄书写,人们还会把一个汉藏混血儿塑造成让人一唱三回肠的英雄形象吗?风劲吹,太阳的光瀑倾泻而下,眼前横亘着绵延的群山,这样的问题自然无人能回答,只有风中的树林光影错动,发出大声喧哗。在我身旁,古城堡残存的夯土墙通身通红,据说是经历多次火攻才变成这样的颜色。为我讲述传说的当地老者,在残墙根下翻掘一阵,掏出一大坨锈红色的东西放在我面前。不是泥,是融化过又没有完全融化的石头紧紧粘连在一起。老者说,看看当年,你看看当年,他们把铁矿石烧得半融,投入墙基,又浇下铁水使这些石头牢靠黏结。老者说,所以古堡的残墙才能历千年而不倒。我在地下翻掘,到处都是赭红色的老墙基,一座佛寺就建在老城堡的墙基之上。庙里光线昏暗,在一根彩绘的柱子上,挂着一个彩绘的箭匣,里面插着几支带翎的箭,庙里僧人说,这也是格萨尔时代留下来的旧物。这个,依我之力是很难考证了。

我离开砻垭村,沿峡谷西下,到了金沙江边。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站在宽阔的水泥桥上,看桥下的江流,湍急处,水石相激,白浪翻卷,平缓处,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这条江流,早前并不是川藏两省区的界线,那是德格土司领地上的一条内江,晚清,曾经雄踞此地几百年的德格土司家族渐渐衰落了。民国,这条江流两岸,几度变成川藏间的战场。当年大白事件后,川康边防军和藏军就在这里隔江对峙。

在桥上,一辆挂西藏牌照的车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新到江达县任职的援藏干部,来自天津。要去拜会德格县的领导,说两县虽属不同省区,两个县隔江相望,来了新领导自然都要互相拜望,方便以后的工作。

我们在桥上以江水声做背景,闲聊一阵,分手,他们去我刚离开的德格,我沿着金沙江东岸崎岖的公路沿江而下。这条公路通向赵尔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白玉县。从白玉县继续沿江而下,就是川藏大道南线上的巴塘。如果从白玉县往东,通过大片布满冰川的雄阔高原,就是过去的瞻对,今天的新龙县了。

那天,我没有到达白玉。

我在一个叫河坡乡的地方停下来。那里出一种很有名的刀:白玉藏刀。这个地方,传说是格萨尔时代的兵器部落。我在村子中转悠,几乎所有人家都在用传统的手工艺打造什么,只是他们已经没有打造兵器了。他们把熟铜敲打成薄片,用来打造各种宗教用品:寺院建筑上的顶幢、转经轮、佛像……林林总总,也有人在打造刀子,小巧的刀身、精致的银鞘——上面花纹繁复,还镶嵌着一颗颗红珊瑚。这种刀,装饰意味已经大于实用价值了。我不甘心,打听有没有人家还在打造真正的刀。藏语的康巴方言和我家乡的嘉绒方言大不相同,我只能大着舌头吐出一些简单的词,终于,还是有人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我引到一户人家。石头寨子的二楼,是这家人宽大的起居室兼客厅。五十来岁的男主人搬出一把把两尺长三尺长的朴素而锋利的刀,摆在我面前的藏式矮桌上。不用过手,我就感到它们的分量与锋利。主人说,这些刀现在不能用了,他甚至用了一个汉语词,管制刀具。他说,喜欢的游客拿回去挂在墙上。他说,以前好多游客会买,拿回去收藏。现在不行了,检查,不让带。说到此,主人和我都有些惆怅。如果还要卖,就像这样,他又拿出一把刀来,没有开刃的,我说,那就不是刀了。

我想起小时候放羊的时光,一把这样的刀斜插在腰带上,羊躲在灌木丛里不肯出来,这把刀就派上用场了,一阵左劈右砍,那些树枝纷纷坠落,一条通道就开辟出来。

我们交谈的时候,二楼外的平台上,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我出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正在通红的铁匠炉边锻打一把新刀。我指着沉默的打刀人,问主人是你儿子吗?他笑了,看了看身边给我们端茶递水的女主人。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兄弟共妻的家庭。

那天,我就宿在这户人家。听着窗外金沙江的波涛声,难以入眠。我在想一个民族悲剧性的命运,为什么格萨尔那样开阔雄伟的时代,一变而为土司们小国寡民的时代。我还在想,直到今天,这个民族还很少有人去想这样的问题,甚至,想想这样的问题,都会成为有意触碰某种禁忌的冒犯?

早上离开时,这个过去的兵器部落,有些人家正在把打造好的宗教器物装上小卡车。是啊,和平时代,刀箭都隐退了。历史前进,一些器物的退场自是必然,但何以连宽阔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狭窄委顿了。

藏方在大白战争中先胜后败,不自量力的决策是上面做的,下面的军官只是依令而行,但战败的责任却要由前线军官承担。德门·云中卓玛的回忆文章记载:“四品僧官扎康堪仲及三大寺代表自类乌齐发出文告,勒令三位代本前往接受军政处罚,三人即抵该地受审,凯、德二代本向其移交战事始末文牍。最后对三人免予死刑,罢黜代本之职,另罚琼让黄金一百五十两。”

而总管前线战事指挥的噶伦阿丕也于忧惧之中,病死于昌都任所。

其实,这些藏军军官,在前线屡与汉军交手,相对在拉萨中枢的那些僧俗官中,对战与不战,对战或和分别的结果,均是十分清楚的。

大白之战结束于193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有一节关涉大白之战,语气却冲淡平和,不见谱主的情绪:“本年,川藏交战,霍尔廓(即甘孜炉霍霍尔五土司一带)及娘绒(即瞻化地方)地区的藏军败绩失地。琼让代本与内地官员资深旅长谈判,以岗托渡口处之金沙江为界罢兵。因在交战和谈判中过分退让,达赖喇嘛处罚德格、涅绒、霍尔廓地区守官琼让、德门、凯墨等人,将其贬为普通俗官,并任命人员接替。”

1933年5月,年谱又记:“川藏协议签署后,达赖喇嘛下令昌都总管及其务事人员前来拜见……接受其所呈协议文本,详细听其禀告。”听了禀告后,反应如何,却不见记载。又五个月后,“十月三十日,达赖喇嘛于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其美巧期中示现圆寂之相”。这个十月,是藏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日公历是1933年12月17日,“佛龄五十八岁”。

1934年,国民政府派出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6月,“二十七日,抵金沙江,藏方官民及如本等在江岸鹄候,遂渡江赴琼让代本欢宴会。自此康藏驻军双方,感情较昔稍好,而隔阂亦因减除不少”。

黄慕松报告书中说:“查琼让代本此次奉藏政府派为招待专使之总招待员,渡江后,一切安全之及乌拉之前调集,均由彼负责。其人对川康事件素极熟悉,在康驻军历十六七年,民国七年之绒坝岔条约,及此次与刘军长所订结之岗托协定,均由彼办理。为人老谋深算,富机诈心。”看来,黄专使并不太喜欢这个人。这反而说明,琼让本人对西藏地方政府是忠诚的。1932年,失去军职,被贬为普通俗官。两年后,看来又官复原职,因为与“汉政府”打交道,还少不了他这样熟悉双方情况的干练之人。

¥¥¥诺那活佛的传奇

该离开大白之战,来说说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

说他,我们又得把日历翻回到民国七年的川藏战事。

诺那活佛系统,原是昌都西北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昌奇寺管家。诺那活佛的前世,对藏传佛教宁玛派教义深有研究,在该地区的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赐以呼图克图封号。

“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呼图克”为蒙语音译,其意为“寿”,“图”为“有”,合为“有寿之人”,即长生不老之意。

原是藏语“朱古”之蒙语音译,意为“化身”,即汉语俗称中的“活佛”。凡册封“呼图克图”者,其名册皆载于理藩院档案中,其下一辈转世,由清廷加以认定。

我未查到过资料,说这一位诺那活佛是这一系统的第几世活佛。史料只说诺那因封号得自清廷,“对汉军颇有好感”。这好感可不一般,民国七年驻昌都边军彭日升与藏军开战时,诺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汉军一边,帮助彭日升所率边军攻击藏军。战争结果我们知道是边军完败。边军统领彭日升兵败被俘,被押往拉萨投入监牢,据说后来病死牢中。助战的诺那自然也没有好结果,他同样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萨,关入监牢。那时,西藏地方吏治腐败,只要大施贿赂,几乎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诺那也深知这一点,通过对狱卒重行贿赂,得以潜出监狱。他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内久留,便一直往尼泊尔去了。到了尼泊尔,因王室成员都信奉藏传佛教,并不为难于他。许多藏传佛教高僧都涉猎医术,诺那活佛也不例外。他到尼泊尔时,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经他问病施药并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愈,王室对他更是优礼有加。而诺那最终的目标是要逃往中国内地,尼泊尔国王便厚赠川资,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内地。

不久后,诺那到达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时期。他面见段,游说他派兵经边,收复民国七年边军战败后的失地。但段正忙于应付内地军阀间的争战,无暇他顾,诺那只好留在京城中讲经说法。在此期间,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李公度也成为他的信众。李邀他前往重庆。诺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许刘湘这样的四川实力派可以助他,便应邀去到重庆。到了重庆,刘湘并无经边的打算。诺那失望之余,便于1927年,转道前往已是蒋介石做了领袖的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诺那广收信众,讲经说法,影响日众。

那时,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有一个年轻的藏族人格桑泽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格桑泽仁是巴塘人,是康区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赵尔丰改土归流后在巴塘开办初等小学,格桑泽仁成为这所小学的第一期学生。辛亥后转入外国教会在巴塘办的华西小学,1917年到昆明上中学。后来,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康,在康定新设西康屯垦使署。为网罗培养人才,屯垦使长官刘禹九在当地开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格桑泽仁考入这所学校就读,并因通晓汉藏双语被任命为屯垦使署宣慰员。后又分别为九世班禅和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工作。再后又转往南京,因他平时留心时事,对康藏时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为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所赏识,举荐他到国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蒙藏时报》社副社长,其间加入中国国民党。格桑泽仁在任期间,主张多培养康区藏族青年,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他影响,巴塘、康定等地许多有文化基础的康区青年到南京任职和求学。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泽仁周围,成立了“藏族青年励进会”。格桑泽仁自任会长,意图还是为将来改变家乡,建设家乡储备人才。

诺那活佛到了南京,两人同为藏族,又都倾向于中央政府,自然过从甚密。有材料说,格桑泽仁“在各方面为诺那揄扬”,一是说他教法高深,一是说他倾心中央,在类乌齐时,助战边军的旧事。这样的高僧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考试院长戴传贤亲自接见诺那。戴传贤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为政府高官,更关心西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戴传贤的种种询问,诺那无不给以很好的答复。这使戴传贤深感满意,认为将来国民政府开拓康区,诺那也是格桑泽仁一样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荐举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批准他在南京设立“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办事处”,由李公烈担任办事处长。李公烈是最初将诺那引荐给刘湘的李公度之弟。诺那为了增加同康藏地区的联系,又在康定设立“诺那呼图克图驻康定办事处”。任命原类乌齐三十九族头人邛布彭措为主人。我读到过一些回忆材料,好些那时进出康定的人士,都见过此人。这个彭措也叫那麦彭措。民国七年后,他率族人助彭日升边军攻击藏军。战败被俘后,他被藏军施以刖鼻之刑。以后有家难归,长期流落在康定一带。“那麦”,在藏语中,就是没有的意思。他没有什么?没有鼻子。这回,他出任诺那的办事处长,算是又拾回了过去做部落头人时的部分荣光。

日本人步步进逼前,西南地面为整个国家的后方,康区则是这个后方更纵深的后方,其局面的安定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先定川康,后图西藏”的战略设想,同时,中央政府也忌惮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一直在寻机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战的时机,委派格桑泽仁为国民政府参议,再派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身份,带领部分在南京学习工作的康区青年回到家乡,蒋的意图要他在康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在刘文辉的地盘上,培养一股异己的力量。格桑泽仁回到巴塘,见刘文辉驻康区部队,大部陷于甘孜炉霍一带与藏军的战事之中,又值康定兵变,马旅长被变兵枪杀,便联络当地实力派,提缴驻巴塘守军两个连枪械,成立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书黄子冀为巴安县长。同时公布五条政纲:一、实行地方自治;二、力图民族平等;三、废除乌拉差役;四、改进耕牧技术;五、发展文教事业。这是藏族历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与世界大势相契合的先进且有系统性的政治主张与施政构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图有所变革,曾派出几位留学生去英国留学,那些人学成归来,却未曾在西藏社会产生影响。倒是那个派去监护这几位留学生的官员龙夏,曾经希图在促进西藏社会变革方面有所作为,结果却是触怒保守派下狱,并被剜去双眼。这是一个血腥的警告,不准睁开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不载格桑泽仁在巴塘的激烈举措,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里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倒是他所造成的这个事变,被藏军视为一个良机。当时,唐柯三正在调处大白之战,川藏军在川藏大道北线甘孜炉霍一线陷于对峙局面。这时,驻川藏大道南线上的要点巴塘的武装,不再是刘文辉的部队,而是格桑泽仁的旗号,自然不在唐柯三调处范围之内。藏军随即向巴塘发动进攻。藏军进攻前,经格桑泽仁说服共同举事的贡嗄寺武装叛投藏军。藏军围攻巴塘三个月,格桑泽仁力量单薄,无力再战,遂以请求援兵的名义,潜出巴塘,经云南转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借以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却仓促草率,未经实际施行,便告烟消云散。

1946年,此后再无大作为的格桑泽仁于忧郁寂寞中,病逝于四川青城山。

那个时代,真是康区的多事之秋!

大白战事未了,中间出了一个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塘事变”。

大白战事刚了,善后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项尚未结,长征中的红军又逼近了康区。

为阻挡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十六军进驻康定,国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设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诺那活佛为宣慰使。这自然是出于两个目的。一、如红军经过这一地区,可以借诺那的威望动员地方武装抵抗;二、趁机在刘文辉这个地方军阀的地盘上楔入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设秘书、宣慰、总务和地方武装四组。各组分设组长一名,组员若干。曾追随格桑泽仁在巴塘与藏军战斗的西藏商人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和地方武装组长,由湖北人韩大载任秘书长。

1935年4月,诺那从南京往四川。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别动总队派别动第一大队部指导员江安西及中队长何树屏率一个中队八十余人,随诺那进驻西康。江安西是巴塘人氏,在巴塘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同时被任命为宣慰使公署的藏文秘书。四川军阀刘湘因与诺那有多年的供施关系,加上和刘文辉斗争的需要,也调拨了两个连的兵力,编为宣慰使公署特务大队,任命曾在其军队中任过旅长的秦伟琪为大队长,随诺那入康。

1935年6月,诺那由成都启程,以煊赫的仪仗高调入康。史料载他“乘坐八抬黄轿,前后华盖宝伞”。

诺那入康后,刘文辉对他也以礼相待。

8月,宣慰使公署广招在康区拥有实力的地方僧俗首领到康定参加宣慰大会。这些地方首领中便有瞻化县上瞻对头人甲日·多吉郎加。秘书长韩大载主持大会,并代表国民政府向康区各界表示慰问,诺那发表长篇讲话,宣扬教法之外,号召拥护贯彻中央政令,巩固边防,维持治安,在五族共和国家加强团结等等。

接下来,宣慰使公署又以调查民情为名,秘密召集康属各县土司头人,寺院住持等会议,要他们反映地方情况。其实,就是搜集于刘文辉不利的材料。果如他们所愿,事后,公署很快收到控诉二十四军在康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当即转呈国民政府中央,此事又很快被刘文辉知晓,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9月,诺那离康定,计划沿川藏大道北路各县进行宣慰活动。当诺那一行到达折多山外塔公寺,有乾宁寺喇嘛来报,有一个排的散兵正在乾宁抢劫寺院财产。诺那当即派邦达多吉和江安西率部将这股散兵包围缴械。经查,这些散兵是二十四军与红军作战失败后退下来的。公署缴获他们的武器后,发给路费,遣散回家。

公署进驻道孚后,又获悉二十四军余如海旅三个营在北面的丹巴县被红军击溃后,旅长不知所往,其中两个营败退道孚县城。这些失控的败兵,沿途抢劫,进驻道孚后,吸鸦片,聚赌,军纪败坏。公署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堂皇名义,决定解除这两个营的武装,以壮大自身的实力。为避免冲突,公署以慰问之名,设宴请排级以上军官出席。同时,公署武装将宴会场所悄然包围。酒至半酣时,秘书长韩大载假中央名义宣布:二十四军驻康区军队,由宣慰使公署接管,听候改编。并当即勒令赴宴的各营营长签发缴械命令,由江安西等率武装,前去兵营宣读缴械命令,并保证士兵们缴了枪械后,保全性命,并照发军饷。以此办法,将二十四军两个营顺利缴械。不久,又发动地方武装,将余如海旅另一营在行军途中包围缴械。这三个营,大部士兵被遣散,留下的士兵,改编为宣慰使公署直属的武装力量。

此一事件发生后,刘文辉自然万分恼怒,调一个团的兵力出康定向道孚进击。公署驻康定的秘书陈济博早把刘文辉出兵的消息与日期电告诺那。

结果,公署立即调动武装一千余人,由那麦彭措指挥,将刘文辉部队击溃。此战胜利后,诺那将刘文辉派驻道孚的县长撤职,另委别动队员徐某为县长,直属公署领导。

事后,在只有诺那、韩大载、江安西和邦达多吉参加的会议上,诺那活佛说:“一个人吃大蒜,吃一个口臭,多吃几个亦是口臭。”意思是以这种方法化二十四军的武装为自己的武装,既然已经开头,就不能半途而废,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会后,公署在稳定住道孚这个立脚点外,派出邦达多吉率他自己的私人武装前往巴塘,那里有二十四军一个团,他们的打算是要按道孚方式,将这个团也解决了。邦达多吉,西藏人,出身于西藏三大商业家庭的邦达昌家族,曾任藏军军官。后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带领所属二百余人枪离开西藏,长期驻扎巴塘。

长征途中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从泸定桥等处过了大渡河,在丹巴大金川一带盘桓一段时间,便北上去了阿坝草原地带,并未进入康北地区,而二十四军的主要兵力都用于防备红军进入雅安一带,以致康北一带几乎没有驻军,这便给了诺那的宣慰使公署很大的活动空间。

邦达多吉出发后,江安西从别动队中抽出三十名精干人员,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组成一个警卫排,随他出发肃清康北各县二十四军的残余部队,并撤销各县原任县长,另委县长,并由别动队中派出一名队员协助县长办理县务。江安西巡视了康北数县,都早无二十四军部队驻守。后来,江安西侦知地处德格和瞻化两县之间的白玉县有二十四军一个连,便动员地方武装二百余人,半途设伏,迫使这个连缴械投降。

¥¥¥大白之战后的瞻化

1932年 5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收复瞻化。

战后,瞻化全县按原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总保又编成四个土兵营,以原委四个总保为土兵营长。同年,修复了被藏兵破坏的从江东通往江西岸县治的雅砻江大桥。原县衙建筑被藏军焚毁。继任县长因陋就简,将县衙就设于县城关帝庙内。

1934年,西川邮政管理局甘孜三等局在瞻化设立邮政代办所。这是瞻化县继设县之初即开办小学外,第二件趋于现代化的机构设置。

瞻化县磨房沟、日巴、拉科等地有汉民进入开采沙金矿。

当时瞻化地面,四个总保中,以上瞻总保甲日·多吉郎加势力最大,可以和其抗衡者,只有下瞻总保。可惜多吉郎加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便从甘孜招一婿翁须协巴入赘,“二女并嫔之”。两女中,一女姓名不传,一女青梅志玛性格强悍。男方也是甘孜大户出身,自然也不愿意事事听从妇命,以致家庭不睦,夫妇间屡起纠纷。大户人家,夫妇相争,不只是情感问题,重要的还是土地财产和百姓的控制权,最后矛盾达到难以调处的地步。翁须协巴主动多方结纳县长,县府便在家庭纠纷中倾向于男方,这让青梅志玛对县府极其不满。

此时,上瞻与下瞻两总保间因争夺一块草场又起了纠纷。读惯大历史的读者会说,怎么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呀!但那个时代,康区土酋间的争端,都起于这样的小事。有一本甘孜州政协印行的书《西康史拾遗》,出于冯有志先生之手。冯先生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康工作,很多事件都是其亲历,自有相当史料价值。他在书中也记载了这次瞻化两总保争夺一块小小草场的官司:

“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内,上瞻对仅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应属下瞻对所有,便把这片草场判属下瞻对所有。”

这件事在青梅志玛看来,是县长不待见上瞻总保的又一例证。当即便带了贴身随从,到康定告状。这时,国民政府正在筹备西康建省。刘文辉主持西康建省委员会,康区各县县长都是他所委派,青梅志玛自然告状无门。在康定,也有人告诉她,西康建省委员会虽属于国民政府设立,又与中央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青梅志玛得到指点,便将状子递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直属的重庆行辕。这时,诺那活佛已到达西康。行辕便将这状子转批给宣慰使公署,让他们就近处理。

1935年,上瞻总保甲日家女婿又怂恿县府出兵,袭击甲日家官寨。《新龙县志》大事记中说:“男方勾结瞻化县府官兵,袭围甲日家官寨,甲日·多吉郎加逃至康定寻其女青梅志玛。”

诺那正担心插手刘文辉操盘的西康事务不能名正言顺,得了这上头批转来的状子,马上就带了随从前往瞻化。

青梅志玛见宣慰使到来,又是藏人,又是活佛,当即前往参拜,并发愿皈依,做了诺那活佛的女弟子。诺那此来,真正的意图,是要夺属于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县政府的权。但县府所属有一个排的兵力,让他一时难以下手。这青梅志玛便自告奋勇,集中上瞻土兵武装,向县城发起进攻。事情的结果《新龙县志》有载:“父女在西康宣慰使诺那支持下率武装返瞻化夺回家园,捉甲勇村批等数十人,并趁势解除了二十四军驻瞻化县城一个排的武装,活捉县长、师爷、通司、退役营长等四人,并处死。”

这个被处死的县长叫郭润先。

诺那遂委任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

这青梅志玛不意间做了一县之长,她却不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格桑泽仁,有“康人治康”的明晰主张,有改变家乡的宏图大略,她除了像过去的土司们一样,借手中权力去解决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争夺更多一点的百姓、土地与财富,不会另作他想。

宣慰使诺那在康北一路顺遂,到委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为止,已经控制了康北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邓柯数县。但邦达多吉率兵回返巴塘解决二十四军驻军的事情却频频节外生枝,颇不顺利。后来,江安西也带领警卫排和大量地方武装南下,支援邦达多吉,准备对刘文辉部巴塘驻军长期围困。不想此时红军再次逼近康区,这回,是从云南入境的红二方面军和进攻四川失败的张国焘朱德等率领的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

1936年,诺那组织地方武装在道孚、炉霍两度阻击北上红军,均告失败。退却到甘孜后,再次纠集德格等地数千地方武装,在当年大白之战时的主要战场,即甘孜白利一带和红军开战,结果被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指挥官夏克刀登受伤被俘。诺那只带着秘书长韩大载和那麦彭措等少数随从及公署所属特务大队几十人逃往瞻化。这时,北上的红军也已逼近瞻化。诺那所委任的瞻化县长青梅志玛逃跑,不知所踪。诺那不敢在瞻化久待,继续动身,准备南下巴塘。而下瞻对总保登巴多吉早恨诺那偏袒青梅志玛,正好借机报复,便将经过其领地的诺那一行设伏包围。公署特务大队临阵崩溃,诺那等被俘,登巴多吉当即将那麦彭措枪杀。依登巴多吉最初的想法,是想将诺那交给西藏地方政府处置。这时,红军过境的大部队进入瞻化,登巴多吉遂将诺那等交给红军,请求红军从严惩办。

红军部队优待诺那,将其送往甘孜。红军在甘孜组织成立了博巴人民共和国。这个藏族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都由当地藏族人出任,其中一位副主席,就是后来为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

诺那活佛和他的秘书长韩大载,在甘孜受到红军优待。可是,这位离开类乌齐寺院,在外漂泊二十多年的诺那活佛,此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就任宣慰使以来,日夜操劳,特别是与红军连战连败,骑马或步行,在高原崎岖道路上四处奔逃,惊惧之下已身心俱疲,重病发作。在甘孜,虽获红军首长接见,并尽力医疗,仍于1936年5月,圆寂于甘孜。

其遗体火化后,红军又发给秘书长韩大载银洋二百元,护送诺那骨灰回到康定。诺那死后,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撤销宣慰使公署,韩大载又护送诺那骨灰到达重庆。国民政府追封诺那活佛为普佑法师,并拨给费用,由韩大载将骨灰送往庐山建塔安葬。也有资料说,诺那的骨灰是安葬在山西五台山。

诺那圆寂时,邦达多吉和江安西还在巴塘与二十四军驻巴塘部队对峙,听闻此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撤围罢兵。邦达多吉率自己的武装退回波密地区,江安西和所率别动队员都悄然离开巴塘,最后回到南京。

韩大载后又出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75年病逝于武汉。著有《诺那大师传》一书。

诺那活佛和江安西等人,与此前的格桑泽仁一样,意识到改变藏族社会落后封闭的状况,唯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合于世界大势的政治改造,发展文教,开发资源,并怀有“康人治康”的政治企图,但己身力量弱小,无非是借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得以在康巴地区小范围内仓促上阵,一试身手,都只好从以非常手段攫取地方政权和枪杆子入手,结果陷入的还是过去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窠臼,形势稍有变化,自身既缺乏实力,更没有觉悟的群众作为基础,仓促举事,政治主张未及施行,又转瞬失败。自己成为历史舞台上无数走马灯式人物中的一个,成为人们谈说康区治乱时,一段有趣也有教训的谈资了。

红军北上后,刘文辉主持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又重新向瞻化县委派了县长,并派出驻军维持治安。

再说那位青梅志玛。

1939年,那个短暂任过瞻化县长的青梅志玛以寥寥数笔又出现在一个人的文章之中。

做这篇文章的人,是当时的瞻化县长,名叫欧阳枢北。他在一份研究西康社会政治状况的刊物《康导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作《瞻化土酋之过去与现在》。文中说:“顷常闻道孚松林口杀人越货,多为多吉之小娃(家奴)所为,西康科学调查团土壤组周昌云等先生来瞻,为言松林口有女匪名曲媚芝妈(青梅志玛)者。嗟乎,此即多吉郎加之女也,小人穷斯滥矣!”原来,这个青梅志玛当不成县长,又率家奴们走上瞻对人的老路,出了家乡,在别县的地面上再行夹坝的勾当了。

青梅志玛的父亲多吉郎加,原是瞻化县地面上雄踞一方,一呼百应的人物,这时也威风尽失。欧阳枢北文中说,青梅志玛当了县长后,多吉郎加一族“使官府震惮,因而重振家声”。但红军来了,诺那宣慰使死了,因此“不幸屡踬,多吉郎加家自度无能为力,见老景如此,常自伤悼。笔者宰瞻,多吉郎加来见,但如穷鸟之投怀耳!因怜而训之,彼唯唏嘘涕泣不自胜。现政府尚与优容者,姑以其牵制其他三区力量也”。

这时,上瞻区的实力派,是一名喇嘛了。“自多吉郎加家势力衰后,有大盖寺喇嘛赤勒者,富有政客风度之喇嘛也,代多吉而有赫赫之名,日巴、大盖、物色等村皆附之。其势力骎骎然,驾多吉而上之,多吉徒拥区长之名而已。然赤勒头脑清楚,知政教终须分立,事事常秉政府之意而行”。

但这欧阳县长大意了。

他这文章刚刚发表不久,青梅志玛就潜回瞻化。她暗中联系属下各路头人,约定6月某日举事,想要重演好戏,消灭驻军,驱逐县长。但她尚未行动,二十四军驻瞻化驻军陈晖先指挥官已得到情报。陈立即率两个连的兵力,从县城潜行几十里地,北上将青梅志玛包围,并发起攻击。激战中,青梅志玛的母亲被打死。青梅志玛叫父亲多吉郎加先行撤离,她自己战败后被俘,后被枪毙于瞻化县城。

从这般景象看来,瞻对这个民风雄强,号称铁疙瘩的地方,其势力此消彼长,纵横千年的地方豪强,在时代大幅度进步之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失去效能,终于显露出末世气象了。

和过去历代清军进剿瞻对不同,红军长征过瞻化境,当地豪强也试图抵抗,但几乎没有过一场像样的战事,都是稍一接触就败下阵来。最大的一场战斗,红军一个排与当地武装二百余人战斗,红军二十五人牺牲。但取得小胜的这股武装,随即就被赶来支援的红军部队消灭。

又过了十四年,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瞻化县城。瞻对,这个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融化。

不久,新政权将瞻化县改名为新龙县。那时的新政权,将自己视为整个中国,包括藏族地区的解放者。这个意思,也体现在新改县名的举动中。瞻化一名中,要害是那个“化”字——意思是以文明化野蛮,以汉文化去化别的文化。“化”之目的,是一个政治与文化都大一统的国家。而新政权的设想,正式确认是多民族的共和。至于这个目标是否始终坚持,或者有全部或部分的实现,应该是留待后来人的总结了。

现在去瞻对,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之内,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从县城出去,乡乡都有公路相通,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在酒店茶楼里,和当地藏汉族领导,谈的都是如何进行旅游开发。旅游资源就是当年清军难以克服的险山要隘与深峡,和那些石头垒砌,形式古雅的碉寨。当然,他们还想从强悍民风中挖掘精神性的文化资源,以康巴来命名。但是这一命名,却被旁一个同属康巴的县登记注册了。退而求其次,他们成功注册了一个新命名:康巴红。这个红,是康巴男人头顶上的红。那时,很多的康巴男子汉,都会在长发辫中编入大量的红绸布条或红丝线,盘在头顶,英雄气十足。

如今在新龙县土地上行走,县城乡镇上的公职人员不算,就是村里的农人,也大多着了轻便的短装。偶尔,在路上遇着一个藏装的男子,头上盘着掺着红布条的发辫,陪同的主人就会早早提醒,说,看,这才是真正的康巴汉子!

我在新龙县寻访旧事时,逢县里从州府康定请来有名的舞蹈编导,正在排演一台风格雄健舒展的舞台晚会。这些舞蹈,大量采用了当地民间舞蹈素材,着力体现的正是瞻对民风中雄健强悍的一面。

这台晚会排演纯熟后,要送到省里新成立不久的康巴卫视,在新年时作现场直播。县里广播局领导还带着当地电视台前来访问,要我谈对这台节目的观感,以及对该县旅游资源的评价。

2013年新年,我从电视里收看了这台晚会。

看着那些在舞台上大开大阖,舒展雄健的舞姿,看着舞台深处的灯光变幻,我想,这其实已是一个漫长时代遥远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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